家史丨于小红：石榴花开人无语

爸爸生前写了很多东西，却没有关于妈妈的只字片言，网上也流传“于光远避谈前妻孙历生”的说法……

父亲于光远和母亲孙历生在1956年

有一种团圆，是深切的怀想，是对亲人的牵挂，寂静无声；有一种幸福，是期盼的目光，没有祝福也没有祈祷，默然无语。悲伤或是欢喜到极致时，很多东西甚至没有语言可以说出。

“他们的爱情终于走向了终点。

妈妈也不想继续拖累爸爸......”

北京小绒线胡同姥姥家院子里，除了白花丁香外，有一棵柏树是大舅出生时种的，房后夹道的椿树是给小舅种的。大姨出生时，姥爷姥姥种了会引来凤蝶的花椒树，妈妈出生那年种了石榴树。与妈妈相差10年才出生的小姨呢，姥姥说给她种的是从老枣树的根瘤上移植下来的一棵小枣树。

姥爷姥姥河北沧州的老家承续了几代的家庭传统，是将对儿女的祝福和期望，在婴儿时栽植一棵树，树木树人，生男孩种挺拔的树，生女孩种可以开花结果的树，栽培后代和兴旺家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妈妈的石榴花盆越换越大，因为怕它冻，每年都得搬进搬出。妈妈用毛笔给雌雄花授粉，结出的石榴又大又甜。妈妈摘了石榴会把石榴掰开分给大家，我也会帮她把石榴籽一粒粒剥到碗里，我们一边剥一边吃。我剥好的送去给姥姥。妈妈剥的还没放进碗里就被爸爸吃了，爸爸吃石榴不吐籽，妈妈剥好一把，爸爸从妈妈掌心一口连籽嚼了吃。

爸爸妈妈虽然年龄相差19岁，但一起过的日子是愉悦舒适的，这种幸福和甜蜜在各种小事上显露出来。爸爸请王惠德叔叔来姥姥家的小院聊天，妈妈送茶后就去照看妹妹。两只马蜂打架落在茶杯中，爸爸出神看着妈妈和淘气的二妹小康玩，端起茶就喝，两只马蜂喝进嘴里蜇了舌头，送进医院闻所未闻，还是妈妈和护士一起小心拔除毒刺。一连几天妈妈只给爸爸擀面条吃，爸爸讲课说话不利落也只得请王叔叔代劳。

还有一次爸爸坐下不小心，屁股后面的裤子刮破了。他不肯换下来，就让妈妈给他补，趴在那里又不老老实实地不动，我们小孩起哄要妈妈扎他屁股，结果妈妈扎了自己的手。命令爸爸当木头人儿，我们坐下来听爸爸讲故事，爸爸的裤子才补好。

妈妈热情，爸爸好客，那时家里亲戚多，孩子多，他们两人的朋友也多。周末姥姥家里总是很热闹。我们小孩有姥姥奶奶照管，妈妈爸爸当年也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享受了不少二人世界的快乐时光。1950年代是爸爸钱最多的时候，那时候他的稿费多。龚育之叔叔说爸爸也和当时大多数人的做法一样，大部分稿费交了党费。

妈妈爸爸热心公益事业。中宣部办托儿所，修游泳池，图书馆建立报刊资料中心，爸爸捐款妈妈都支持，有的其实是妈妈的主意。妈妈非常俭朴，待人慷慨大方，一生没有享乐的概念，永远是那两件洗得干干静静的衣服。馒头、稀饭和咸菜就算一顿饭。妈妈一生甚至没有出过远门，最远只去过塘沽。

这张照片是1958年8月底妈妈从农场返家时爸爸给大家照的。姥姥家小院里爸爸给我们买的小自行车。右起：我，小康，妈妈，奶奶，叔叔家的堂弟，婶婶。仅6周后父母被宣判离婚

1958年夏，奶奶来京，仍然住姥姥家，妈妈居然能回来几天。妈妈的心脏有问题，怕有伤身孕须做检查。在爸爸的坚持下，医生给她开了病假条，短暂地家里恢复了温馨欢乐。叔叔婶婶也带孩子来，没有人因为妈妈被划了右派而疏远她，整个大家庭都支持着爸爸和妈妈。

妈妈摘了右派帽子后，一直挣扎着活出自己的精神。她从来都是出众的漂亮。她不需要打扮，夏天适身的白衬衫，冬天一件保暖的皮夹克。她热爱生活，教我们唱歌、做游戏，给我们织手套、织帽子。小康从来就觉得妈妈“酷”，妈妈在外低调但从不失尊严。进了姥姥家的门，她就是孩子们的一片欢乐。

爸妈离婚后三妹小蓓出生。我记得爸爸来姥姥家看三妹，和我们玩。爸爸和妈妈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59年。反右运动后对右派的监督惩罚越来越厉害，他们的秘密会面又被发现了。妈妈在劳改农场不准再回家，爸爸也不准再骑自行车去看她。中宣部机关党支部开始持续批评爸爸，他成了“中右”，组织谈话必须离婚。

他们的爱情终于走向了终点。妈妈也不想继续拖累爸爸，在极端困苦的劳改农场，妈妈接受了聂叔叔，很快有了小同妹妹。

1968年７月，妈妈在女三中一个废弃的厕所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妈妈死的前一晚，小蓓跟着姥姥睡，偷听到妈妈和姥姥最后的谈话提到了那棵石榴树：“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女三中革委会来人时，小蓓一个人拿小铲子正在院子里挖土，小蓓回忆说，那天她一直在院子里蹲着挖土，来人还没开口，她已经知道妈妈没了。

我每次梦见妈妈，除了她的笑容，还有她的背影。姥姥家院子的木门通常关着，送客后再上闩。妈妈动作轻盈，她每次来看我们回她自己家时，说了“再见”，走出门，我会探个头看她一下背影，再把门闩上。

小康上学后，我们下车回家的路上，会在人群中寻找妈妈的背影，找到就追上去从后面抱住她。从抱妈妈的腰、肩膀到蒙妈妈的眼睛，我们渐渐地长高了。妈妈离开后，我们从女三中门口的公共车站到小绒线胡同口的一站路，还总是下意识地追寻妈妈的背影，走着走着，觉得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就会突然跑上几步。这种举动持续了好多年。

妈妈的石榴树仍然在院子里，姥姥得了脑血栓，没有人能够再去精心照管它，越来越不开花。姥姥家的私房被没收了，妈妈的那棵石榴树终于在院子里冻死了。

1958年的全家福

“爸妈离婚3个月后出生的三妹小蓓

从此就成了户籍册上没有父亲的人”

暑假一过，风云突变。反右再次补课，爸爸成了目标，一下子被认定中右，属于推一下就成右派，拉一下仍可挽救之列。爸爸的科学处里有三个下属被划了右派，爸爸自顾不暇，无力保护他们。妈妈劳改农场里病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来，中宣部党支部开始了对爸爸的批判，要求离婚并不许再见面。如果不听从则结果严重，他既使不被划右派，有个右派妻子也必须离开中央机关。他只是一个被使用的干部，没有抗衡的本钱，而妈妈年轻毫无资历，帮不上忙。

爸爸妈妈拖着不肯离婚，直到妈妈有了七个月的身孕。1958年10月9号，爸爸和怀着身孕妈妈出现在劳改农场旁的一个法院里。当时中国执行的是“五十年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怀孕期和产后一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爸爸妈妈1958年10月离婚，三妹小蓓出生于1959年1月。姥姥、姥爷、整个大家庭里包括爸爸妈妈，都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说清楚过为什么爸爸不能公开认小蓓这个女儿……爸爸离世后，为了揭开我们心中的谜，在法院的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尘封55年的“法院民事调解书”，就是这样简陋的一张纸，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的五口之家解体了。

2013年10月，送走爸爸之后我留在北京开始了我的搜索。打了五六十个电话之后我找到了线索。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再次回国。法院的档案馆通知我去取复印件。复印件令我落泪，央求给我看看原件。办事的两个姑娘跑到后面搬来了一寸多厚的册子，翻到妈妈那一页，递过来叮嘱纸太薄太脆，千万小心。那一本大约有500页。档案馆的人说差不多都是劳改农场右派离婚的案子。调解书后面的红字是“本件代替离婚证”。

我和二妹小康判给了身在红星人民公社新建乡第二生产队劳改而且怀孕30周的妈妈，由姥姥抚养。母腹中的孩子，爸妈离婚3个月后出生的三妹小蓓从此就成了户籍册上没有父亲的人。直到父亲的追悼会，中央领导到场，中组部列出的于光远子女名单里没有小蓓的名字。

按照当年《婚姻法》爸爸不能提出离婚。1958年10月，妈妈划右派已经10个月了，妈妈怀孕30周，爸爸如果要抛弃妈妈，为什么要等到这么晚？爸爸妈妈离婚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晚很多，已经晚到了爸爸别无选择，法庭也不能无视他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的时候。我们震撼了——爸爸妈妈会不会是抱着一丝幻想，以为到了“法律”面前，离婚会被驳回？所以才拿这种明显“不合法”的状态探究法律的底线。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58）民字第199号

申请人：于光远，男43岁，上海人，住中共中央宣传部宿舍。

被申请人：孙历生，女24岁，沧州人，住大兴区红星公社新建乡第二生产队。

（原文件上“被”字上打了一个“X”）

案由：离婚。

上列双方于1952年10 月自由结婚。因女方在正（应为整）风中化为右派分子，政治立场不同，不能共同生活下去，双方同意离婚，经协议如下：

（1）于光远与孙历生离婚，

（2）个人东西归个人所有，

（3）双方所生二个女孩归女方抚养，男方每月给付抚养费 80元。

以后经济情况变化时另议。

（红字图章）本件代替离婚证

我们姐妹仨

三妹小蓓的名字是爸爸起的，整个大家庭的人都尽可能保护三妹。小的时候我带着小蓓在公共汽车站见爸爸，小蓓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姑姑家度过的，爸爸年老之后，他自己坐出租车约小蓓在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见面。小蓓大学毕业去了深圳，爸爸“坐轮椅走天下”常去深圳，很大原因是要见小蓓。从小到大，爸爸不为人知地和小蓓一直保持着联系，爸爸身边的一些同事和学生理解他，都提供过帮助。

父亲再婚后又有了两个女儿，他晚年最怕被别人问起一共有几个女儿，明明是亲生的三妹不能公开承认，因为当年不合乎法律的“被离婚”，三妹成了谣传中的“私生子”。小蓓自己倒是很看得开，从来不让爸爸为难，她告诉爸爸她不想让他再重温过去的无奈。说实在话，我们姐妹看不起依赖父母的人。小蓓是最会让爸爸快乐的女儿，那是爸爸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快乐。她把爸爸从医院“偷”出来，推着爸爸逛超市，给爸爸买一堆好吃的。小蓓最后一次去医院难得地遇到了爸爸清醒的好日子。她告诉爸爸，他有了重外孙。

爸爸走了，我们把爸爸生前不能公开承认三妹这件事说了出来，不讲对小蓓不公平，特别妈妈生前身后为了这个所谓的“私生女”承担了太多的不公正。所幸我查到了爸妈离婚的老档案，我们写给组织的报告附上了爸妈被迫离婚的调解书和小蓓的出生证，附上了小蓓上大学时爸爸为她做的证明。这些文件通过正常渠道送交到中组部提请更正，终于为三妹正了名。我觉得我这个大姐可以告慰父母了。

姐妹仨与爸爸

“我猜这石榴一定让他联想到妈妈，

那个曾经掰石榴喂他吃的前妻……”

中山公园里有个露天音乐堂，爸爸不管是否唱歌走调，为了逗乐我们，上去乱唱出丑，还要妈妈陪他唱。爸爸和妈妈照了很多照片。大多数文革中遗失了。他们每年庆祝结婚纪念日，尽管自己会照相，也一定要去照相馆至少留下一张正式照片（我保存了这些照片）。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大多是手牵手或相拥在一起的。爸爸爱笑，真心地笑。

然而当我把这些笑的照片摆在一起时，我心里涌上来的是说不出来的哀伤。我无法笑，流下的是眼泪。爸爸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洋溢的笑容，在他以后的照片中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虽然爸爸仍然是笑着的。

妈妈是1957年12月被定为右派的，1958年春天爸妈还在一起，组织要他离婚的压力可能已经很大了。我最近了解到，当时右派惩罚分六级，申诉失败，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爸爸后来和我说过他清楚妈妈没说什么，无论如何够不上右派，他没让妈妈自己申诉，他直接去为妈妈申诉了。他说延安审干，他被审查了一年多，但一直很乐观，相信党不会冤枉人，所以这一次他也很乐观。

但是出乎预料，一千多人的申诉名单，没有一个被复议，统统驳回。妈妈为此遭到进一步惩罚，去劳改农场不得回家。那段日子里爸爸来的时间都很短，取了妈妈需要的东西就急匆匆走了。爸爸和我说过好多次，划右派他比妈妈够格多了。他说妈妈是替他受过。

爸爸和小蓓

1958年弄虚作假疯狂“大跃进”期间，爸爸也做了些他后来觉得丢脸的事，例如鼓吹小麦高产；向毛主席汇报苹果嫁接南瓜。作为中宣部的科学处长，他说他记住了相信群众相信党，但是忘了相信科学。

知识分子经过1957年的反右，面对1958年的浮夸没有人敢讲真话了。1958年这两件丢人事爸爸每每想到就很难过。这以后他就极力不再犯类似错误了。后来正式解散食堂，农民不敢说真话，爸爸去做的“马渡调查”给农民发了两种颜色的玉米豆，匿名投票，得出90%以上农民希望食堂解散，他以此为据给毛泽东写了报告。

除非爸爸主动说起妈妈，我没有敢主动问过他和妈妈的故事。我插队期间去他的干校探亲，有天和他谈到了信仰。告诉他陕北农民有多么穷，我如何不再相信各种政治宣传。当时我固执己见，非得一口气把话说完。爸爸怔怔地看着我这个从来听话的孩子，突然迸出：“你妈妈，她……”就哽咽住说不下去，大哭起来。从这之后我和爸爸再也没有谈过政治。我也害怕提到妈妈。

1972年在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

爸爸生前写了很多东西，却没有关于妈妈的只字片言，网上也流传“于光远避谈前妻孙历生”的说法。

爸爸写道“我的生活哲学很简单，叫作‘喜喜’，意思是只记住有趣的事，从不回忆那些苦事，更不会无端发愁。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趟不容易，只短短几十年，如果总是纠结于苦事和悲事，而忘记了能给你带来快乐的那些奇事和趣事，生活也就失去了本来的色彩”。爸爸这话是在和妈妈最终分手后说的，纪念爸爸的文章都说他乐观。爸爸爱笑，他鼓吹“喜喜”哲学，称自己是“大玩家”。他越是这样我越心酸。

我不认同爸爸的“喜喜”哲学。用它来克服一时的悲观沮丧无可厚非，但这是一种鸵鸟方式。苦事和悲事发生在一个家庭中，有人回避就得有人去承担。爸爸走了，我们理解爸爸内心的痛楚，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得担负起我们这个家庭的真实历史。

爸爸暮年出版了散文集《窗外的石榴花》，文革他被赶出去住的那处院子后院的夹道里也有两株石榴。可能是早年隔壁院落的人家种的。石榴树恰好坐落在两道竹篱笆中央。向两边伸展开，榴花开很多，酸的果子如杏子般大小不能吃。石榴花开，爸爸叫我搬藤椅坐在后院，看花时他不说什么话，我就静静地陪他坐。

1975年爸爸从宁夏干校回北京恢复了工作，不同意搬家，有关部门就把篱笆改成了砖墙，石榴树留在了我们这一侧。爸爸又要求把酸石榴挖掉栽了甜石榴。种在地上的甜石榴便在爸爸的眼前疯长，比房檐还高，甚至越过了院墙，不仅占据了房子到院墙之间大约两米左右宽度的空间，它的枝条还伸到了廊子下，几乎碰到了窗户。石榴树每年开无数的花，爸爸是唯一的赏花人。

爸爸送给了我他写的第一本散文，《窗外的石榴花》。收获的石榴会在他办公桌上放很久直到干枯。他不会找人剥，我猜这石榴一定让他联想到妈妈，那个曾经掰石榴喂他吃的前妻。 ……

（写于2014年2月）

爸爸耳朵听不见。去世前不久，三妹小蓓告诉他有了重外孙

附录：父亲81岁时写的散文

窗外的石榴花

有好多天了，老是想写写窗外的那些石榴花。

不是我要写她们，而是她们惹得我不能不写。几十张脸朝我微笑，眨着眼。我似乎听到她们调皮的声音：“你愿意写我们吗？”“你有本事把我们写好吗？”于是我准备写。可是几次拿起笔来，又几次放下。我学写散文没有多久，怕写不好遭她们嬉笑，让她们失望。而她们每天早上，特别是中午趁我躺在床上望着窗户的时候向我示意，而且开得越来越多，那火红的颜色也似更浓，是到了该动笔的时候了！

我同她们靠的那么近，只隔着薄薄而又透明的玻璃窗。我同她们相处得这么久，十五六年的时间不算短。我同她们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她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小院是用一道砖墙从一个比较大的院子里隔出来的，只有我房间的一个小门与那里相通，除了我和家人，别人到不了她们的跟前。可是，多少年来，我成天忙着我自己的事，也很少到那个不到两米宽的院子去，很少注意她们。我从没有给那株石榴树施过肥，也从不对那株石榴树进行修剪。不知不觉中这些石榴花自由自在不依靠外面力量的扶植“疯长”起来了。

我想很少有这样的石榴树，细弱的几条干支上长着无数枝条，上升的枝条当然是主要的，也有下垂的枝条。整棵树占地直径为4米左右。高也有四米多。它的枝条伸到了墙外，伸到了屋檐上面。花开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它似乎无求于人，任着自己的性子在发展。可是今天它却让它的美丽的花朵引起我的兴致，启发我的思考，舒展我的情怀。

许多老年人养花自娱，而我这个人既缺乏闲情逸致，有缺乏耐心恒心。朋友们送给我的好多盆花都被“养坏”了。在这件事上有时我反省自己的文明程度似乎太低了一些，有时又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那些被我“养”坏的花。唯有窗外的石榴树，我没有“养”过它，却生长得很好。每年开花每年结果，花开得越来越多，石榴却结得越来越少。去年只结了两个石榴，我不劳而获，心满意足。我无求于它，它也无求于我。今天它用自己鲜艳的花，随风向我点头。表示友好，我也乐意写写她们。

爸爸和他的铅笔头

今年石榴花开得似乎特别多。不知最后能结多少石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果树我倒是向来很重视的。我还保存有一张题为《怎样让地栽石榴多结果》的剪报。上面写有七大要领。我一条也没有照着去做。将来我也许在另外的地方试栽一株按照科学方法加强管理的石榴树，而院子里的这一株我决心让它任意生长。我相信它不靠外力，只靠根须往深里扎的途径取得营养。

25年前我搬到现在这个住所时，我窗外的小院里有两株树，一株是石榴树，还有一株也是石榴树 ——写到这儿，我想起在初中一年级读语文课本中鲁迅的《秋夜》时，对文章开头那两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写法有特别深的印象。上面我写的那一句，是明显的“纪念性”的模仿。不过当时院子里的石榴树都是酸石榴，一株被挖掉改种上面讲的那株甜石榴，还有一株衰败了，不久前被挖去。现在这一株是院内唯一的。它正旺盛的生长着。它一定会年年开花，明年这个季节她们一定会在来到我的窗前，也许会来得更多。那时我会向她们诉说这一年中自己在学写散文中的进步。

爸爸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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